如何看待大同订婚案二审维持原判？

这个事，包括燕冬萍事件，以及以往种种事件，都在反复提醒一件事：

以往的男女婚恋结合，默认一个潜规则：女方可以为了防备男人的背叛做一些对男方的钳制，比如房本，比如管账，比如只要一哭一闹，社会舆论就会逼着男人让步等等。

但是，这个貌似被默认接受的运作模式，有一个大前提：任何倾斜设立的事，必须有一个锚定的平衡点，这个点必须立得住，否则任何东西都会垮塌。

以往的锚定点就是：假设男人有可能会背刺女人的同时，必须也假设女人一定不会背刺男人。

如果女人也会背刺男人，那这个平衡点就没有了，男人无法继续相信女人：凭什么你可以假设各种未必发生的事情来钳制我，而我必须相信你永远是好人？

我脑门上没有刻着“好人”，你也一样没有啊？那凭什么我的物质资源和情绪价值要向你做倾斜，你说因为你是女的？那个燕冬萍难道不是女的？

这个案子，无论是不是男方有强迫行为，至少大家都明白，女方坚持告发的动机里肯定是包括彩礼房子方面谈崩的情绪因素的。

案子也许判决的没有问题，但是这类〔女方如果整男方，男方怎么办，男方如何自保〕所引发的社会思考，是不会停止的。

这桩桩件件的同类型事件，其影响积累到一起，其社会影响将不亚于彭宇案。

既然我不确定会不会被讹，我也赔不起，那我干脆不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