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体的根源是什么？

中国学术界存在着一支以列宁思想和苏联问题为主的研究队伍，主要存在于首都北京的几个重点大学与中央一级的科研机构中。这支队伍掌握俄语，比较熟悉苏联与俄罗斯情况，持续开展这方面研究，有的还设有相应的专门科研机构。在北京的主要有五家；第一家是北京大学，这方面的专家有黄枬森、王东、黄宗良、曹长盛、徐天新等；第二家是中国人民大学，曾设有苏联东欧研究所，这一领域的专家有高放、周新城、安启念等；第三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方面的专家多半集中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及中亚研究所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里有一批专家常年从事有关研究，如陈之骅、陆南泉、马龙闪、左凤荣、黄立茀、吴恩远等；第四家是中央党校，专家学者有姜长斌、康绍邦、郭建平等；第五家是中共中央编译局，著名专家有郑异凡、季正聚等人。另外，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为冯绍雷教授，副主任为刘军教授，专家有沈志远等人。

中国学术界近20多年来，出现了一批综合论述苏联兴亡的历史著作或理论著作，仅就手头掌握的资料而言，较有影响的是以下6部：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合著的《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陆南泉、姜长斌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2004年修订再版）；

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该书为三卷本，125万字，旨在写成一部实证性专题苏联史、共分28个专题，24位中国专家学者参加合作，其中既有郑异凡、马龙闪等著名专家，当然也包括一批一般学者；

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这也是一部三卷本，集中了34位专家学者，按苏联几代主要领导人时序（列宁一斯大林一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一戈尔巴乔夫一最后崩溃），回答了101个重大问题；

由郑异凡主编，徐天新、沈志华副主编的《苏联史》八卷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该书共分八卷，2013年首批推出的是其中5卷，《俄国革命》、《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已有308万字，全书出齐，当有四五百万字之多。

这一系列的著作，多半是集体合著的，以史料取胜，以历史铺陈见长；而对有些重大理论问题、基本问题、深层问题的回答，有时却不甚了了。

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可能因为目前这支研究队伍，多半是以学历史、学俄语出身的学者为主，基本理论素质有所不足，有的甚至根本否认理论思维在这里的重要性。

由于知识背景，理论观点的不同，在苏联解体问题上的中国学界研究，较为明显地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不同观点，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研究重心。

第一种类型论著认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右倾叛卖，正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因而侧重于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戈尔巴乔夫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离经叛道、改旗易帜的叛卖行径。大体属于这种类型，又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代表性的著作，可列出6部：

江流、陈之骅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的《苏联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

吴恩远著的《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

周新城、张旭合著的《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李慎明主编、陈之骅副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黄苇町著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

第二种类型论著，多半认为，把苏联解体如此重大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甚至仅仅归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过失、叛卖行为，是过于肤浅的历史表象，其深刻的根源，还在于体制模式，制度上的问题。因而，他们把研究重心转向20世纪30至50年代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多半也称其为“斯大林模式”。大体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这里可举出3部代表作：

第一部，宫达非主编、徐葵、杨铮副主编的《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出版社，1998年），撰稿人包括这方面的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如徐葵、高放、俞邃，姜长斌、郑异凡、陆南泉、黄宗良、马龙闪等13人；

第二部，陆南泉、姜长斌主编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全书分三篇22章，作者群由22位这一领域专家组成；

第三部，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年重要问题的思考》下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也即该书第六编，题为《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陆南泉执笔的开篇论文，题目就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还有一些著作，专门针对苏联模式中的政治体制、苏联国家制度的历史，作出专题研究，这类论著的代表作，这里举出4部：

中央党校康绍邦、郭建平合著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王正泉主编的《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的《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张祥云著的《兴衰之路——民族问题视域下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

在研究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过程中，中国学界形成了各执一端的两种观点，成了前一时期较为流行的两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简称之为“右倾叛卖祸根论”。他们认为，本来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搞得好端端的，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大反斯大林，背离了苏联社会主义正确理论、路线方针，乃至苏共方向，搞垮了苏联共产党，乃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的指出：

苏联和苏共如大山般的倒塌了。其根本原因在哪里？正如以上所述，各种观点杂陈纷争。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剧变研究的不断深入，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的其他答案，比如“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经济没有搞好说”、“军备竞赛说”、“民族矛盾说”等逐渐在我国媒体上消退，但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说”的观点，却仍有相当的影响。

几年来，我们“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一些同志所说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实质是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头上。这一说法的实质，与“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没有本质的区别。

更有甚者，有的学者进一步走向极端，干脆认为，“苏联模式”是一个“可疑的”假命题。他认为，不可否认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苏联历史以苏共二十大为界分为方向相反的两个时期，前期的斯大林时代是社会主义苏联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从赫鲁晓夫始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衰败下来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一个一概而论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提出这个概念就是“可疑”的。所谓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是一个“假命题”。提出这种说法是“制造混乱”、“别有用心”、“包藏祸心”、“借刀杀人”。

与此相反的第二种观点，可简称为“斯大林模式祸根论”。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过失不是主要根源，“斯大林模式”或叫“苏联模式”，才是主要根源。上面提到的陆南泉的提法，或许可以作为这种学术观点的一个代表：

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从时间来讲，苏联的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且还应看到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有联系。但笔者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

还有些学者在长期关注研究苏联问题的基础上，开始注意到把上述两方面问题综合起来，试图更全面地揭示苏联解体根源。这方面的学者，主要有俞邃、高放、肖枫等几位，也包括陆南泉2007年个人专著。

我们在这里，姑且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有别于上述两种主要流行观点的第三种观点。

俞邃现任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曾长期从事对苏联一俄罗斯的研究工作与联络工作，1992年曾写成书稿《莫斯科的冬与春——一个时代的终结》，199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在《苏联剧变原因纵横对话》一文中，他提出两大重要因素互为因果的“基本思路”：

本文试图把握导致苏联剧变的两个突出的因素——苏共领导的错误与苏联模式的弊端互为因果这一基本思路，通过纵横对话的形式，概要地谈谈个人对于苏联剧变复杂原因的几点研究心得……

鉴此，我想可以给苏联剧变原因一个总的说法，这就是；有内因，也有外因；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有领导者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这些原因在深层次盘根错节。其中执政党及其领导者的错误与管理模式弊端相交织所体现的现实内因，则是问题之根本。

2000年，在《从苏联演变谈世界格局转变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他更进一步提出，苏联模式弊端与戈尔巴乔夫路线，一个是基本因素，一个是决定因素，二者相互作用的观点：

苏联模式的弊端与苏共领导的路线政策错误，在苏联的剧变过程中，相互作用，前者是基础因素，后者是决定因素……这里就有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

2011年，在苏联解体20年之际，他又发表了这方面的一部新著，题目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二十年后再看苏联演变》。在前言中，他重点谈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苏联解体两大原因的综合作用机制问题：

关于苏联发生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当今国内影响较大的看法有两种，一种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模式，另一种认为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一脉相承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宏观上讲，苏联发生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涉及政治、经济、民族、理论、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等诸多因素，执政党因素则是决定性的。导致苏联演变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有领导人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领导人的错误是主要的。强调说内因是主要的，并非外因不重要，而是避免将外部“和平演变”万能化；强调说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并非低估苏联模式弊端的严重性，而是警惕陷入改革必败的“宿命论”；强调说领导人的错误是主要的，并非否认苏联改革的艰巨性，而是防止无谓地为领导者的罪责开脱。我们不应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原因，但又不能孤立地只用某一种原因来对苏联剧变作总体上的解释。如果更概括地表述，那么可以说，导致剧变的各种原因在深层次盘根错节，执政党及其领导者的路线错误与僵化的管理模式弊端相交织所体现的现实内因，则是问题之根本。

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也是长期研究这一领域的著名专家。1998年在《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一书中，他在一篇长篇论文中提出《苏联剧变宏观研究论纲》，开头与结尾两段，首尾呼应地阐发了他的两大要素综合论观点：

看来，理论界对于苏联剧变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其中既有右的，更有根深蒂固的“左”的观点。如果不能清除右的、主要是“左”的观点，那么我们就难以从苏联剧变中真正吸取深刻的教训，这样也就难以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取得全面的成功……

总之，戈氏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超前，而是改向，改变为从西方引进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这样就必然遭致政局混乱，政治危机加深，最终引起政治、经济和民族三个危机并发症，导致党、国家和社会制度三个灭亡。造成这种结果戈氏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若从历史发展的长河全面地来看，与其说是戈氏一个人葬送了苏共，不如说是苏共饮下了斯大林酿制的个人集权制和官僚特权制的苦酒、毒酒而自尽。斯大林的教条主义错误，尤其是极权主义体制留下了大患，以致后人难以有效地进行根本改革。但又不能因此说其改革必然失败。

1999年，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一书中，高放执笔的第二篇第一章，更明确地道出了他的“综合根源论”的基本思想：

苏联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是单一的，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合力论来解释。从1991年起，我就苏联东欧剧变问题发表过多篇文章(都已收入我的四本文集之中)。在1992年的《苏联东欧剧变原因探究》中，我认为苏联东欧剧变有12个原因；外因与内因，内因为主；远因与近因，近因为主；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为主；微观原因与宏观原因，宏观原因为主，大的决策有错误；下层原因与上层原因，上层原因为主，上层领导出了问题；浅因与深因，深因为主。浅因，如民族矛盾没处理好，深因就是苏联共产党没有很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

从根子上说，苏联共产党受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太深。教条主义的影响表现在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发达国家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简单地搬到苏联来。如：急于消灭商品市场经济，急于搞产品计划经济，没有考虑到不发达国家还存在许多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封建主义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封建君主专制的东西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很深。长期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难以改正，到1987年以后，戈尔巴乔夫转向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长期的“左”，促进后期转向右的极端，先“左”后右，合葬了社会主义。如果只看到了后期的右，而无视或忽视长期主要的错误是“左”，那就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病象、病变，回避了病根、病源。苏联东欧剧变的病根、病源是“左”的东西，病象、病变是后期右的东西。

陆南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的资深专家，以经济为主，长期从事苏联问题研究。2007年，他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汇总为新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其中也阐发了对苏联剧变根源的综合分析观点和思想走向，比上面提到的他的有关表述，似乎更带有综合性。陆南泉通过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苏联崩溃首因论，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深层次的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在梳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时，他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第二，更应看到，苏联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来源：《系统改革论 列宁遗嘱，苏联模式，中国道路》作者： 王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