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极端女权得以在风头上盖过本土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作为一个在「男性向」社媒（知乎、贴吧）和「女性向」社媒（小红书、豆瓣）都观察过一段时间的人，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明显不是能用经典的「主流父权制话语压制女性」或者是男权主义者眼中的「XXN」「哈集美」话语可以解释的。不如说解答这个命题就需要阐述19世纪以来赛里斯的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环境下的「女性主义/feminism」的话语变迁和权力结构变换：这不如说是「女性主义」的话语权经历了从革命-民族主义的「启蒙」知识分子到了新自由主义的、以「中产市民」为主体的女性主义意见领袖之上——这里就诞生了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Neo-liberal Feminism）的数字女性主义表现形式。如果硬要说的话，那么赛里斯下层女性就从来没有自己表述过自己——从来都是被表述的，这种表述-被表述的权力关系进一步导致了当今互联网性别讨论环境的空转化，这又本身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和装置的一部分。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分析个人主义话语的时候这样写道：近代塞里斯的个人主义话语强调了个人走出作为个人权利的敌人的「封建」家庭，然后进入到民族-国家的领域之中成为民族-国家的「公民个人」。而近代的「妇女解放」也走向这样一条路径：也就是通过参与民族-国家的公共领域摆脱族权获得解放，而这一解放的路径也被日后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所继承。在鲁迅经典的娜拉出走之后之问中，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社会主义、也是民族国家。

杜亚泉的隐喻和辩证式的论述都集中呈现了一点，即，现代性所做的事情乃是在普通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毫无中介可言的关系。文章作者从维护个人的角度批评国家的绝对权威，但他的批评并不妨碍他全盘接受这种个人/国家的概念性黏结。他对个人与国家之间辩证关系的阐发本身就是对这种概念黏结的一次生产。个人必须首先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义话语恰好扮演着这样一个“解放者”的角色。^[1]
显然，在这一压抑性的口述语境的模拟或再现中，妇女解放就成了妇女自身的重要的利益诉求（“人家热火朝天大跃进，我们呢”）。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治成为妇女最为重要或者说主要的解放力量。这当然可以视之为一种政治鼓动，这一政治鼓动一方面以集体的形式肯定了妇女自身的力量，同时也对妇女解放给予了某种形式化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政治化的形式，却又包含了妇女自身的权益诉求，这一诉求是非常现代的：“我们妇女，人老几辈子，哪一天离开过锅盆炉灶？从当小媳妇起，一直到头发白了，眼睛花了，成了老太婆，整天忙的就是一家大小的吃喝穿戴，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真把人坑苦了。”在形式化（政治）的表征下面，隐藏的又是极其强烈的妇女解放的政治诉求。这也是当时政治具有强大的感召力量的原因之一。 ^[2]

对于这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话语的常见批判就是其打破了家庭的权力但是强化作为父性存在的民族-国家的权力，而女性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从属地位。而在这一经典的批判之外，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话语中依然存在着启蒙-被启蒙的范式：妇女的平等权利仍然需要国家来实现，而这个权利的话语表达依然是知识分子的任务，在这里，女性主义与民族-国家话语进入了一个复杂的张力关系：一方面民族解放成为了女性解放的前提，而在另一方面女性与父性的民族国家话语之间存在的冲突，而这一女性-国家之间的张力关系延续到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中。

女性主义的党内领导人继承了革命遗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通过立法、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文化生产来反对妇女的从属地位和剥削。例如，1951年颁布的新《婚姻法》坚持男女平等，并通过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在王政最近的著作《在国家中寻找女性》（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中，她揭示了女性党内官员为争取妇女平等和权利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多样化策略（Wang 2016）。这种奉献和成就常常被忽视或简单地当作“国家女性主义”而被抛弃，后者“描绘了一个倡导妇女解放的国家父权制的矛盾形象”（Wang 2005, p. 519）。实际上，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的平等和权利成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领导者和数百万中国妇女巨大集体努力的结果。然而，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并非无缝对接，而是在激烈的冲突和紧张中发生的。在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时，深受中国早期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女性主义先驱影响的女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由于男性共产党人将女性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思想而不屑一顾，她们谨慎地避免拥抱女性主义身份（Wang 2016）。许多男性领导人认为妇女问题要么是资产阶级的问题，要么是次要问题。旧的共产主义论点，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政治和社会斗争的主要焦点，呼应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女性主义斗争的男性主义谴责（Wang 2016）。^[3]

但是这种女性/父权范式依然是「本质主义」的，这里不得不再次复读巴特勒的观点：性别是权力关系的后果而不是原因。不如说这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模式创造了一种作为国家-公民的女性主体，而这个过程中女性解放──也就是参与公共空间和社会劳动，成为了这个女性主义的建构方式，所以在这里女性主体的建构依赖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民族-国家话语，在这种话语之中作为国家-公民的女性主体得以被建构，在这个建构过程之中完成了个人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互补，所以说近代以来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是启蒙知识分子转述下的主体构造。

而进入了后1978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另外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体开始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塑造。PS（Post-Socialism）下的赛里斯进入了一个国家干预「退出」经济领域的时代——这种退出把劳动力再生产的重任再次回到家庭，而与此同时经济改革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回归使得赛里斯出现了新的「中产阶级」与精英群体，也诞生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性市场」。在这里主流话语确实是「父权制」（我知道这个词不好）的，或者说维护异性恋中心主义的二元制性别秩序之中的不平衡关系，并且通过维持这种不平衡关系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秩序添砖加瓦；女性主体为塑造为新自由主义的消费主体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劳动主体。同时，由于国家对于人口再生产领域的退出和家庭责任的强化，另外一个家庭化的女性主体为被PS塞里斯的AIE所塑造、推崇，而这里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控制社会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强调市场参与者的能动性，在另一方面却利用这种能动性维护新的律法：市场的律法，新自由主义下的「能动性」和调制性的控制和PS话语下对于家庭责任的强调成为了当代塞里斯关于女性的话语的主要向度，这两个向度之间的矛盾构造了当今塞里斯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性市场之间的讨价还价。

在1980年代和90年代，恢复真实的女性气质被男性精英和兴起的商业文化普遍采用，以鼓励女性，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责任，并体现渴望女性产品的消费者身份（Evans 1997, Frith and Feng 2009, Chen 2016）。本质化的“真女人”被市场改革派话语建构为妇女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同一性”中解放出来。妇女参与社会主义生产被自由派知识分子以过于简化和非历史的方式攻击为对妇女人性的压抑。“铁姑娘”的光辉形象被后社会主义精英们当作女性男性化而摒弃，以恢复城市、阶级和性别等级（Wang 2016）。大众和商业文化主要描绘了女性化和家庭导向的女性形象，将其视为适合婚姻的关怀和情感主体（Chen 2016）。在女性杂志、电视剧和商业广告中，对女性价值朝向女性气质、婚姻和家庭的男性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重新定位，被包装成女性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
年轻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女性是消费文化和市场的主要目标。也许独生子女政策³的意外后果之一是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女儿地位的提高。中产阶级的特权赋予了这些女性前所未有的接受高等教育和富裕物质生活的机会。她们日益增长的购买力和对自我独立及赋权的渴望，使年轻的、城市的中产阶级女性成为中国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的理想消费者。^[4]
在性别方面，随着永久性国家就业和福利保障的侵蚀，公共和私人领域已被重新隔离。许多先前社会化的再生产功能，如育儿，已被交还给家庭，实际上是交给了职业女性，危及了她们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 此外，在市场化和改革话语的共同作用下，公共话语领域经历了快速的性化（sexualization），其特征是性别差异的本质化和自然化，以纠正社会主义时期盛行的去性别化、去性化、禁欲主义文化。 欲望在公共文化中重新浮现，常常被颂扬为全球现代性的主导标志和对国家权威的冒犯。女性性行为的意象占据了印刷和电子媒体的话语版图。39 同时，国家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城市的独生子女政策——催生了通过强化母职来“培养最聪明的孩子”的话语，国家和消费市场都急切地推广这一点。所有这些都与男性公共知识分子呼吁已婚妇女“回归家庭”以履行其“长期被忽视”的家庭责任相呼应。^[5]

Catherine Rottenberg在其著名论文The Rise of Neoliberal Feminism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概念，也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之下的女性主体的自我实现。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下，传统的宏大叙事之下的道德-伦理与责任观念被弱化，而个体责任与市场经济之中的自我负责则被强调，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式的转向使得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第一责任人，这种新自由主体就不得不通过性市场之中的讨价还价「取得」权益，故这就产生了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要求人们通过自我治理实践来「平衡」家庭和就业，在讨价还价中取得更大利益。

借鉴布朗以及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 1993）和其他当代治理术理论家（例如 Barry et al. 1996）的研究，温迪·拉纳（Wendy Larner, 2000）同样认为，新自由主义既是关于统治本质的政治话语，也是一套促进个体治理的实践。这种治理形式改变了学校、工作场所、健康和福利机构等机构运作的逻辑，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自我形态，它“鼓励人们将自己视为个体化的、积极的主体，负责提升自身的福祉”（Larner 2000, p. 13）。集体形式的行动或福祉被侵蚀，一种新的道德体制应运而生，它将道德正直与自力更生和效率，以及个体行使其自身自主选择的能力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对拉纳来说，最令人不安的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消解社会正义观念的方式，同时通过生产经济身份作为政治生活的基础来篡夺公民身份的概念。
然而，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根本需要女性主义的问题依然存在。正如我将要论证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服务于特定的目标，但将责任归咎于第二波女性主义，正如奥兹莱姆·阿斯兰和泽伊内普·甘贝蒂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是“曲解了‘历史的狡计’”，同时认同了一种构建“单一主体”的过去因果观（p. 145）。因此，我的主张是，当代新自由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趋同涉及一种新型女性主义的生产，这种女性主义正在掏空经典的、主流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反过来又在帮助生产一种特定的女性主义主体。它使用诸如平等、机会和自由选择等关键的自由主义术语，同时置换和替换其内容，这种被重新利用的女性主义锻造了一个女性主义主体，她不仅是个体化的，而且是企业家式的，因为她倾向于通过不断的计算、个人主动性和创新来优化自己的资源。确实，创造性的个体解决方案被呈现为女性主义的和进步的，而校准一个幸福的工作-家庭平衡则成为她的主要任务。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因此被矛盾地承认，却又被否认，社会正义的问题被重塑为个人的、个体化的术语。^[6]

而这种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体的女性主义的领导权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新女性精英：中产市民、女性白领……，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上一代女性主义不同，这种女性主义否定了有关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并且把中心关注在了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治理-理性来获得自身利益，而在这里一个通过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所构建的女性主体──这个女性主体恰恰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的再现被强化了，所以这就在塑造一个自足的、绝对的女性主体。女性气质成为了新的律法，这种律法是排它性的律法，通过否定非-女性创造了女性。而到了具体手段上面就是通过讨价还价式的手段在婚恋市场之中爬上更高的位置，并通过在恋爱-婚姻关系之中获得男方的更多利益输送，或者是远离婚恋市场，但是这种远离和20世纪的个体解放并不同，并不是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政治空间，而是进入了新自由主义市场这一资本主义的消费空间，这就是「独立女性」话语的内在陷阱：远离了「父权」但是拥抱了市场。

中国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似乎满足了女性对解放的渴望，这使其对许多女性具有吸引力（Rofel 2007）。它将中国女性定义为渴望自我表达女性气质的“自主”、“现代”个体（Liu 2014, 22）。这种自我表达是由消费主义驱动的，其目的在于“通过将人们转变为消费者并改变他们的消费行为”来刺激消费（Peng 2019, 3）。这种消费文化鼓励中国女性“沉溺于女性表达的可能性和乐趣中”（Liu 2014, 20），例如消费时尚/美容产品来庆祝她们的性别认同（Wallis et al. 2018）。
然而，中国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强调女性对家庭-工作平衡的管理（Wallis et al. 2018）。这种伪女性主义提出，女性必须自立并拥有自己的生活，因为完全依赖男性伴侣“风险太大”（Liu 2014, 22）。然而，其伪女性主义议程将中国女性的女性气质自我表达描述为增强她们对男性性吸引力的关键手段，这使她们能够在家庭中“驯服”伴侣，并确保“永恒”的浪漫关系或婚姻（Liu 2014）。这种伪女性主义议程遵循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逻辑，否认了通过女性集体动员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紧迫性（Wallis et al. 2018）Liu（2014）注意到传统中国女性美德的复兴，例如“‘女性的温柔’、‘女性的美’以及‘贤妻良母’”。这种复兴得到了劳动力市场的加强，男性比女性获得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Wallis et al. 2018），以及婚姻市场的加强，其中具有“女性化”特征的女性尤其成功（Liu 2014）。因此，中国女性再次被“敦促承担起源于其再生产者和养育者角色的关怀、情感性、沟通性和温柔等特质”（Liu 2014, 20）。^[7]
总而言之，在C-fem单一的表象之下，存在着两种女性通过重新定义和调整资源、权利和责任来利用的越轨策略。两者都以不同方式扰乱了霸权秩序。创业型分支敦促女性抛弃传统的妻子职责，致力于表演传统女性气质以从婚姻市场中获利。诚然，向上婚在中国并非新鲜事。然而，创业型主张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调女性的个体能动性及其对婚姻和异性恋关系的直白功利主义观点。负责这项“事业”的是女性自己，而不是她的父母或任何其他权威。她的最终目标是个人经济安全，而非家庭的经济成功或体面。这动摇了霸权的家庭价值观，从而动摇了婚姻制度的稳定性。然而，通过操纵父权规范以获取物质利益，这个分支实践了传统的父权期望，并基于经济和性双重支配加强了霸权男性气概。值得注意的是，像ayawawa这样的一些创业型女性已经开办了情感咨询业务，出售她们自己的成功故事，并利用追随者的焦虑来牟利。相反，非合作型分支试图引导女性远离婚姻市场，鼓励她们追求职业发展和经济自立。其对个人经济优势的强调常常被误解为支持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标志。我们认为，应将其置于后社会主义父权制度的背景下进行解读，将其视为允许女性掌控自己经济和个人生活的一种选择。^[8]

正是因为要塑造一个这样的绝对的、自足的女性主体，并且要求这个主体参与到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中，所以性别本质主义话语在塞里斯才能大行其道，因为这种话语所塑造的女性气质需要通过消费主义实现：不妨回忆一下当代塞里斯女性的时尚单品，例如说排立得、CCD、小红书上面的各类美妆照片和凹造型拍照，这些文化消费-生产实践和其女性主体的构造无疑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共谋。基于宏大叙事的女性解放被新自由主义下女性身份及其身份权利的争取，并且这样多元身份下的小叙事游戏早已经丧失了其抗争性，反而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机器的一环。这里就是拉克劳的经典的、身份政治的构成性困境：纯粹特殊主义政治的唯一终点就是协商式的治理技术，女权在这里越否定男性，越需要依靠男性在肯定自己存在的基础。

这些评论使我们能够阐明当前捍卫多元文化的斗争可能遵循的不同行动路线。一种可能的途径是，纯粹而简单地肯定各种文化和族裔群体主张其差异和单独发展的权利。这是走向自我隔离的道路，有时伴随的主张是，西方文化价值观和制度是白人、男性欧洲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专属，与生活在同一领土上的其他群体的身份无关。这种方式所倡导的是彻底的隔离主义，仅仅是一个特殊主义与另一个特殊主义的对立。现在，任何特定身份的主张确实涉及肯定独立存在的权利，这是其一个维度。但困难的问题正是在这里开始，因为这种分离——或者更确切地说，差异的权利——必须在全球共同体内主张，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群体必须与其他群体共存的空间内主张。那么，如果没有一些共同的普世价值，没有一种归属于比每个特定群体更大的共同体的感觉，这种共存如何可能呢？在这里，人们有时会说，任何协议都应该通过谈判达成。然而，谈判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术语，可以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事情。其中一种是相互施压和让步的过程，其结果仅取决于敌对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显然，通过这种类型的谈判不可能构建任何共同体意识。群体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潜在的战争关系。这使他们与现有机构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边缘关系中，这种关系只能产生瘫痪的政治效果。^[9]

所以，「极端女权得以在风头上盖过本土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说法，如果不论其所包含的一些偏见，那么实际上就是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体到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体的改变。而女性主义的话语领导权也从「进步知识分子」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精英」，而问题就来了：如何让塞里斯的下层女性可以真正的表达自己呢？那么，就不应该将其视为一个作为一个先验的、整体的、自足的、绝对的女性主体，相反一切性别化的主体都是在具体的权力和配置中流动性生成的主体，从来就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女性/男性与其性别化的进程，一切都是流变性的实践的后果。而数字技术除了诞生了塞里斯数字女性主义之外，也带来了赛柏格。

随着对其社会和历史建构的来之不易的认识，性别、种族和阶级无法为对“本质”统一性的信仰提供基础。“成为女性”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能自然地将女性联合起来。甚至不存在“作为”女性这样一种状态，它本身就是一个在充满争议的性科学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被建构起来的高度复杂的范畴。赛博格没有产生总理论的驱动力，但存在一种关于边界、其建构和解构的亲密体验。有一个神话系统等待成为一种政治语言，以奠定一种看待科学技术的方式，并挑战支配的信息学——以便有力地行动。我们需要再生，而非重生，我们重构的可能性包括对一个没有性别的怪异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的希望。^[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