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看上去是编撰的野史，其实是真实发生过的？

尽管纳粹德国高度反同，但实际上希特勒青年团充斥着泛滥的针对男童的性侵现象，简直堪比当代美国的“萝莉岛”，称得上是“正太团”。针对男孩的同性性行为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是如此猖獗，以至于德国著名报纸《莱茵报》警告说：“家长们，保护你们的儿子，让他们免受希特勒青年团中‘身体准备’的影响”，这是对该组织中同性性行为泛滥的讽刺——事实上，这与其说是讽刺，倒不如说是不折不扣的客观事实。斯科特·利夫利（Scott Lively）和凯文·艾布拉姆斯（Kevin Abrams）（必须强调，这两位因指控同性恋应对纳粹罪行负责而臭名昭著，但其所参考的史料仍是具有价值的）指出，在1934年，盖世太保报告称，仅在希特勒青年团的一支队伍中就有四十起鸡奸案件。

汉斯·布勒尔（Hans Peter Bleuel）举了一名具体案例，一名20岁的男子因罪于1938年被希特勒青年团开除，随后他却被调到了国家社会主义飞行军团，并被指派监督希特勒青年团滑翔协会成员的工作，最终还被安排协助进行身体检查——这是极大的诱惑。这名男子再次因鸡奸男孩而被抓，但却没有被国家社会主义飞行军团开除。1941年的情况基本相同。汉斯·布勒尔强调了另一名飞行教官的例子，他“至少与希特勒青年团的学生飞行员发生了十起同性恋行为”，还有“一名实习教师和学生……（他们）在希特勒青年团和青年营地与二十名男孩犯下了二十八起已被证实的猥亵行为”。

汉斯·布勒尔补充道：“这些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在后来的几年里，党内的轻罪很少会公开，而被送上法庭审判的就更少了”。格哈德·伦佩尔（Gerhard Rempel）也证实了同性恋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普遍存在，他强调，当时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们经常成为党卫军教官骚扰的受害者，尽管希姆莱等纳粹高官在公开场合一直对同性恋持强硬态度，但在私下里却很愿意减轻对相关人员的惩罚，并尽可能地对每一起事件保密。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ohn Evans）举出了一个具体案例，在1935年戈培尔准备曝光天主教会的性丑闻以此打击教会时，希特勒青年团却出现了一起极度恶劣的性侵案：一名男孩先是遭到同一营的多名成员性侵，之后被捅死灭口。当孩子的母亲将事情报告给帝国专员马丁·穆奇曼时，穆奇曼第一时间把她抓起来送进监狱以防丑闻扩大。

实际上，当时希特勒青年团的男童情色现象的泛滥程度超乎当代人的想象。安德鲁·瓦克弗斯（Andrew Wackerfuss）强调，“一项对希特勒青年团档案的历史研究发现，在1934年至1939年间被开除的成员中，有25%的人是因涉嫌同性恋而被辞退的”。而罗伯特·考尔（Robert Lewis Koehl）正确指出，有同性恋罪行的人只有少数（大概三分之一）会被开除。换言之，25%还是严重低估后的数字。同时考尔根据希特勒青年团管理机构下属安全部门的记录表示：“在1940年的前六个月，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犯下了10958起罪行，其中最常见的是盗窃（5985起）和同性恋行为（901起）”。这不仅向我们反映希特勒青年团的“犯罪效率”之高，仅六个月时间就有高达一万起罪行，同时里面居然有近千起，即十分之一是同性恋行为，这还是被发现并记录的低估数字。

这种现象的泛滥，甚至“反噬”了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风评，让他一直伴随着同性恋的传闻，例如犹太人塞缪尔·伊格拉（Samuel Igra）强调席拉赫曾因不正当的性行为被警方逮捕，后因希特勒的干预而获释，甚至塞缪尔·伊格拉进一步指出，席拉赫在希特勒周围的核心恋童癖小圈子里被称为“宝贝”。暗示他通过手上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们来取悦这些人。这种恶意传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事实是，就连纳粹的“国际友人”们，如有意愿也可以亲自到希特勒青年团找男孩们“享受一番”。约翰·伦佩尔（John Rempel ）讲述了英国亲纳粹分子伯吉斯、麦克纳马拉和英格兰教会南欧副主教夏普前往德国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营地活动的经历：“表面上，他们是护送一群亲法西斯的男学生去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活动。但从伯吉斯那极其粗俗的叙述中可以得知，他的同伴们发现希特勒青年团满足了他们的性欲望和政治热情”。

不过相较席拉赫的风言风语而言，真正可以确凿无疑的纳粹同性恋还是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作为纳粹党内最知名的同性恋，在纳粹夺权前，他的“美名”就得到了纳粹反对者强而有力的广泛宣传。安德鲁·瓦克弗斯指出，早在1931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慕尼黑邮报》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文章，其中指责罗姆违反了德国刑法第175条（关于禁止同性恋的条款），为一个军国主义同性恋小团体谋取利益，还腐蚀了德国青年。顺便在文章中附上了罗姆写给一位朋友的私人信件副本，这些信件不仅表明他与一些已知的同性恋者有来往，而且显示罗姆公然承认自己对男性有性好感。

这彻底将罗姆的同性恋倾向公开化，不仅让纳粹颜面尽失，也成了所有纳粹反对者最喜欢挂在嘴边的热门话题。例如同年9月，同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汉堡回声报》在回应纳粹一份关于“纯净的德国，真正的家庭生活”的竞选传单时，就特别乐于提及“同性恋上尉罗姆”这一话题。该文章还列举了纳粹的一系列包括针对未成年少女在内的种种性犯罪。值得强调的是，在罗姆的同性恋身份被曝光后，戈培尔试图将他逐出纳粹党来挽回纳粹的脸面。拉尔夫·罗伊特（Ralf Georg Reuth）指出，“作为报复，罗姆四处散布有关戈培尔与玛格达·匡特关系的各种谣言。他甚至暗示，戈培尔对玛格达的兴趣远不如对她年幼儿子的兴趣”。可谓是罗姆老同志这招太狠了。

到1934年春，纳粹夺权后罗姆的同性恋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目张胆，近乎无法无天，以至于希姆莱亲自专程前去恳求罗姆行事要更加谨慎。罗姆装作答应了。但正如马克斯·加洛（Max Gallo）所强调的那样，到了“第二天早上”，“希姆莱的特工汇报说，前一晚在罗姆的总部举行了一场他们所见过的最为荒诞离奇的狂欢聚会。从窗户扔出的瓶子砸在下面的人行道上摔得粉碎，街道上回荡着喧闹的笑声。罗姆本人和他的那些‘娈童’（Lustknaben），也就是男妓们在一起通宵参与了这场聚会。希姆莱勃然大怒”。有如此领导作为榜样模范，冲锋队中的风气可想而知，到了希特勒清算冲锋队的“长刀之夜”时，冲锋队领导人埃德蒙·海因斯正抱着一名年轻男孩睡觉。而被处决的冲锋队成员终究是少数，令人惊悚的是，很多前冲锋队成员的“再就业”都被安置在了希特勒青年团的教官等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