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张爱玲为何会爱上汉奸胡兰成？

张爱玲有回避型依恋的倾向，讨厌承担爱国主义这种群体压力。她不喜欢国家的概念，甚至对于抗日的道德压力是反感的，她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所以才不避讳胡兰成的汉奸身份。

而且，胡兰成不仅懂文学，还特别懂女人。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张爱玲对于群体压力有一些过度敏感，当时的抗日宣传对于普通人是可接受的，但是有回避倾向者，却偏偏会感觉压力过大，原因就是他们对群体压力过度敏感，想要躲避，甚至感到“恐怖”，出现逆反心理。

（评论区补充：只有在无压力的情况下，她才敢倾注正常的人类感情。）

第二，张爱玲厌恶群体压力，甚至出现回避型依恋倾向，是因为童年创伤。

第三，虽然张爱玲身上存在回避型依恋的倾向，但应当没有达到回避型依恋的程度。

一、张爱玲有回避型依恋的倾向

1.厌恶群体压力，排斥群体这个概念

父母的“爱”带给张爱玲的，是打骂、关禁闭、控制、干涉，所以，她学会了与人群保持距离，以保护自己。她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她害怕被人以爱之名控制、干涉、伤害、绑架，拒绝承担群体压力。

有回避型依恋倾向者往往极为厌恶群体压力。例如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也有回避型依恋倾向^[1]，他对群体、集体、整体深恶痛绝。他说：

一个群体，不管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群体，不管是现存着的还是消亡了的群体，不管是卑贱的还是高贵的群体，富人的还是穷人的群体，一个群体在概念上就是错误，因为它把个人变得彻底的顽固不化与不负责任。或者退一步说，它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使人的责任成为一种幻觉^[2]。

——克尔凯郭尔

当然，这种对于群体的过度厌恶，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

张爱玲也类似，她如实写出了自己的感受：

日本人蚕食鲸吞，爱国心也成了道德压力，她从小在离群索居的家里长大，也没能躲得开。

——张爱玲《易经》

可见对于“爱国心也成了道德压力”，张爱玲的态度是“没能躲得开”，这说明她对于爱国的压力是反感的，甚至到了要“躲”的地步。

她自称“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总直觉反感”、“爱国心也是她没办法相信的一个宗教”：

时代要求人人奉献牺牲。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总直觉反感，像是上学堂第一天就必须向孔子像磕头。爱国心也是她没办法相信的一个宗教。

——张爱玲《易经》

她自称：“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

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她没想通，好在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永远存为悬案。也需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先搁在那里，乱就乱点，整理出来的体系未必可靠。

——张爱玲《小团圆》

包括对于“左派的压力”，她也“本能的起反感”，她说：“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

从一九三几年起开始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

——张爱玲《忆胡适之》

有趣的是，在张爱玲移居美国后，已经没有左派压力了，她就不再起反感，自愿嫁给了左派作家赖雅。

对于五四运动这种“潮流”，张爱玲也不愿被裹挟：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喊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张爱玲《谈音乐》

包括张爱玲的文风，也没有受到五四运动多少影响。白先勇评价：

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

——白先勇

而且，张爱玲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自成一家，是典型的“野生作家”。

当时的五四青年特别喜欢中国话里掺英文，张爱玲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自己的审美，她在作品里用的是纯正国语，一点杂味儿没有^[3]。她说：

但是英文字母夹在方块字中间，十分醒目，不懂外文的读者一定反而欢迎。换了音译的名称，没头没尾夹在上下文里，反正也记不得。格调较高的书刊是不会犯这些毛病的，不过就是灰鼠鼠的不清楚。翻译是世界之窗，我们这玻璃窗很脏。

——张爱玲《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

移居美国后，张爱玲同样特立独行，不愿迎合美国人的主流审美。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司马新说，写《北地胭脂》时，第二任丈夫赖雅站在美国读者的口味给予过指导，但张爱玲不愿迎合美国人^[4]。

60年代初，赖雅的女儿霏丝曾经问张爱玲，对1949年后新中国有什么看法，张爱玲说：“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一个社会比1949年前的中国还要坏^[5]。”由此可见，张爱玲在没有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是比较客观中立的，不偏向任何政治阵营。

1968年4月中旬，来自台湾的学人殷允芃拜访了张爱玲。谈到当时大兴的嬉皮士运动，张爱玲同样对于“成群结党”、“组织化”感到不赞成，她说：

我不喜欢他们的成群结党，但他们的精神不错。反对社会制度，不愿做现在的这种Organizational man（组织化的人）。但我希望他们的出发点是个人的真正体会^[6]。

——张爱玲

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里，收录了一篇张爱玲写的《自白》。张爱玲提到，《雷峰塔》和《易经》被美国人退稿，原因之一是不符合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把旧中国描写得十分落后，没有显示出“国民党的好，共党的坏”。由此也可以看出，张爱玲写《雷峰塔》和《易经》，并没有去迎合美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7] [8]}。

2.不仅对同胞缺乏同情，连对父母、弟弟、丈夫胡兰成也缺乏同情

因为童年的心理创伤，张爱玲内心敏感脆弱，容易受伤，所以有时用凉薄的外壳自我保护。她并不是一个生来无感无觉的人，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恐惧以及自保，有时候，感觉的千丝万缕被自己人为地断开了。她先受到了创伤，聪明的头脑才会自己寻找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

我全家在感情上没有一个正常人。父母离婚，姐姐离婚，姑姑晚婚至78岁。拿我姐姐的一句话来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何必去碰呢？况且我已潦倒成那样，还背负了家族的“荣光”。不会再有女孩看上我，能在乡下平平安安做我的教书匠已心满意足。

——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姐弟二人的原生家庭确实存在问题，他们的父母离异，母亲一度远走欧洲，父母对姐弟俩粗暴冷漠，继母也对姐弟俩不怎样，等等。张子静很可能也存在一定情感障碍，终生未婚。

当唯一的亲弟弟没钱买房结婚，向张爱玲求助，因为和弟弟感情一般，张爱玲宁愿把价值三十多万美元的遗产馈赠给朋友，也不给亲弟弟。

她从不悲天悯人，不同情弱者，慈悲布施与她无缘，就连我这个亲弟弟也不例外。

——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也说张爱玲缺乏同情心，包括对丈夫胡兰成也不例外：

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 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份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张爱玲受不了委屈，是因为她内心敏感、易受伤害。）
……
在我认定是应当的感情，在她都没有这样的应当。她而且理直气壮的对我说，她不喜她的父母，她一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
……
小报上的妙语往往亦是可怜语，一点不得爱玲的同情，但她转述给我听时，她亦是这样的开心好笑。无论她在看什么，她仍只是她自己，不致与书中人同哀乐，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
……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读了感动的地方她全不感动，她反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看出有几节描写得好。她不会被哄了去陪人歌哭，因为她的感情清到即是理性。连英娣与我离异的那天，我到爱玲处有泪，爱玲亦不同情。
……
爱玲好像小孩，所以她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沒有好感。

——胡兰成《今生今世》

张爱玲怀上了赖雅的孩子后，他们作出的决定是堕胎。在《小团圆》中，九莉竟把胎儿直接冲入了马桶。

“生个小盛也好。”起初汝狄（赖雅）说，也有点迟疑。

九莉（张爱玲）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
她从来不想要孩子，也许一部份原因也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

——张爱玲《小团圆》

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毕直的欹立在白磁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著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彫的鸟。

恐怖到极点的一剎那间，她扳动机钮。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张爱玲《小团圆》

张爱玲不仅不大同情中国同胞，她对于在二战中伤亡的各国人民也无感。她曾说希望二战永远打下去，好成全她和胡兰成在一起：

“二次大战要完了，”他抬起头来安静的说。

“噯哟，”她笑著低声呻吟了一下。“希望它永远打下去。”

之雍沉下脸来道：“死这么许多人，要它永远打下去？”

九莉依旧轻声笑道：“我不过因为要跟你在一起。”

他面色才缓和了下来。

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也仍旧构成了她的地平线。人都怕有巨变，怎么会不想它继续存在？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那时候那样着急，怕他们打起来，不也还是打起来了？如果她是他们的选民，又还仿佛是“匹夫有责，”应当有点责任感。

——张爱玲《小团圆》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亦对战争不甚关心，战争唯一的作用只是成全了男女主角的爱情。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张爱玲《倾城之恋》

张爱玲还曾写自己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时“不负责任、没良心、自私”，她对于整夜叫唤的病人十分厌恶、冷漠：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
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的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
……
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张爱玲《烬余录》

3.不爱父母，但是爱祖辈，“远香近臭”

正如胡兰成所说，张爱玲“不喜她的父母”。但比起父母，张爱玲更喜欢那些从未谋面的祖辈，他们不干涉她，不像她的父母那样打她的耳光，关她的禁闭，讽刺她，甩冷脸子，给她造成精神伤害^[9]。

一向清冷自持的张爱玲，在面对祖辈的照片时，竟说出了“我爱他们”这样动情的话语：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祖辈），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张爱玲《对照记》

她爱他们（祖辈）。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地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张爱玲《小团圆》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张爱玲是非常缺爱的，父母给了她伤害，所以她只有把对爱的渴望投射到从未谋面的祖辈身上。

第二，张爱玲符合回避型依恋的特征，“远香近臭”。她为了自我保护，回避距离近的亲人，却对距离远的亲人抱有好感。

尤其她在上文中强调“他们不干涉她”，也符合回避型依恋的特征，回避型极为害怕被人以爱之名干涉、绑架。（不过，张爱玲应当只是有回避倾向，但没有达到回避型依恋的程度。）

4.怕给他人添麻烦，怕亏欠他人，包括对母亲、胡兰成也如此

因为在离群索居的家中长大，张爱玲很怕亏欠别人，也讨厌别人给自己添麻烦。

我在人情上银钱上，总是人欠欠人，爱玲却是两讫，凡是像刀截的分明，总不拖泥带水。

——胡兰成《今生今世》

当母亲把张爱玲的八百元奖学金输在牌桌上之后，母女二人的关系算是完了，此后，她连母亲以前为她花的所有钱，都要还清。张爱玲说：“二婶（母亲）的钱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还的^[10]。”

没错，张爱玲管母亲叫“二婶”，因为张爱玲曾被过继给大伯，加上母女关系疏离。

和胡兰成分手后，张爱玲也把二人交往期间所有的花费统统还给了胡兰成。

1995年，75岁的张爱玲独自在家中去世，很可能也有不想麻烦别人的原因。虽然她患有心血管病、牙病、眼病、皮肤病，还特别爱感冒，但是她仍有三十多万美元的积蓄，而且有可靠的朋友（宋淇夫妇、司马新、林式同等），还有无数的粉丝。

如果她肯麻烦朋友照顾自己，是完全可以活下去的，可是她选择不给朋友添麻烦。

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她想有尊严地离世。

她对于自己的离世早有准备，不仅穿戴整齐，而且清醒地整理了各种重要证件、信件，放在靠门的桌子上。遗体瘦得出奇，她很可能是有意一点一点把自己饿死的。

更不用说，她已经提前立好了遗嘱，还抢在1994年将《对照记》完稿，与亲人们一一话别。她在《对照记》中说：“他们（祖辈）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似乎对于死亡早有计划。

最后，在1995年中秋月圆的前几天，张爱玲冷冷清清地走了。

5.唯一一份正常亲情来自姑姑，她曾多次给姑姑汇钱

张爱玲曾在经济上帮助过姑姑、姑父，可见她并不是完全冷漠的人。

姑姑一向对张爱玲不错，所以，张爱玲特地把自己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版权留给了姑姑、姑父，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张爱玲得知收到外汇可领取额外粮票，还给留在大陆的姑姑张茂渊寄了些钱去，后来她还多次托宋淇夫妇给姑姑汇钱，她还曾邀请姑姑到美国观光^{[11] [12]}。

这大概是张爱玲拥有的唯一一份正常亲情吧。

然而，姑姑很喜欢张爱玲，但对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却从来没有多少好感。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张子静有一次在她的公寓滞留至饭点，她竟不愿留张子静吃顿饭。她对张子静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13]。”为此张子静评价，姑姑是个只能尊敬却无法亲近的长辈^[14]。

由此可见，张爱玲一家人多少还是有些凉薄的。

同时，按照胡兰成的说法，张爱玲和姑姑在大陆时曾“锱铢必较”，在金钱方面算得特别清楚：

她与她姑姑分房同居，两人锱铢必较。

——胡兰成《今生今世》

二、张爱玲极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张爱玲是爱着中国这片土地的：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张爱玲《流言·诗与胡说》

虽然张爱玲后来移民美国，但是那是为了自保，作出的无奈选择。以她的背景，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可想象。

当时，胡适提倡全面西化，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激烈(有时也可说是过激)地批判^[15]，甚至鲁迅曾提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6]”。相比之下，张爱玲却反其道而行之，坚守中国传统，拒绝西化^[17] 。

五四那一代人有他们特殊的使命，所以只看到西方文明的好处，而痛恨中国的落后。张爱玲与鲁迅、胡适等人完全不同，她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

白先勇评价：

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

——白先勇

止庵评价：

“五四”以后出现了新文学，在此之前，都是用文言文写作，自从有了白话文，人们才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白话文的初始阶段，人们不知道该怎样用白话文写作，作家们参考的模本就是当时的翻译文学，也就是鲁迅、周作人等人翻译的文学。他们翻译文学时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为的是要帮助人们建立新的白话文，这是他们坚持的信念。他们尽量保持外文原来的句式，受这种翻译文学的影响，当时的作家有的自己也这么翻译外国作品，有的虽然不直接读外国作品，但他们读了翻译作品后，也采用这种被称为“翻译腔”的句式写作。我们现在读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写作的，这尤其体现在茅盾、丁玲、巴金身上。他们的作品句子读起来不顺，但却是故意那样写的。张爱玲的语言则完全没有这种翻译腔。
……
现在回过头来看，张爱玲反而走了一条正路，因为她根植于中国原本的语言系统^[18]，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顺畅的白话，而不是疙疙瘩瘩的白话^[19]。

——止庵

张爱玲还曾坦然而肯定地说，当然是《红楼梦》和《西游记》比《战争与和平》、《浮士德》好。

她的西方文化和文学素养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从中学到大学，上的都是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大学三年没用中文写过一封信，回到上海的职业卖稿生涯是以卖英文稿而开始的。

她说《红楼梦》、《西游记》更好，当然是经过自己的眼光比较评判之后才说的^[17] 。

尽管从小对英文如此精通，张爱玲仍然坚守中国文化，这让当代的我们也自叹不如。张爱玲虽然西洋时髦的东西什么都懂，但她极力不让自己沾上外国味儿，例如在作品中，教堂她写成“僧寺”，“经堂”也是中国式的词，安德鲁翻译成中国式的安竹斯。当时的五四青年特别喜欢中国话里掺英文，张爱玲最烦二鬼子腔，认为装腔作势俗不可耐。她的作品里用的是纯正国语，一点杂味儿没有^[20]。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称：

一次我竟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爱玲把现代西洋文学读得最多，两人在房里，她每每讲给我听，好像《十八只抽屉》，志贞尼姑搬出吃食请情郎。她讲给我听萧伯纳、赫克斯菜、桑茂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她每讲完之後，总说“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好像尘渎了我倾听了似的。她一点不觉得我的英文不好有何不足，反而是她多对我小心抱歉。可是对西洋的古典作品她没有兴致，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她亦不爱，西洋凡隆重的东西，像他们的壁画、交响曲、革命或世界大战，都使人觉得吃力，其实并不好。爱玲宁是只喜现代西洋平民精神的一点。

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中国人有远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汉乐府有个流荡在他县的人，逆旅主妇给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我与爱玲念到这里，她就笑起来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再看底下时即是“语卿且勿眄”，她诧异道：“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麽能够！”两人把它来读完：“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这末一句竟是对困苦亦能生气撒娇。这种滑稽是非常阳气的糊涂。

爱玲的母亲还在南洋，姑姑已先从欧洲回来，今在怡和洋行做事，一日她说起柏林战时不知破坏得如何了，因就讲论柏林的街道，我问爱玲，爱玲答：“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
……
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汉民族的壮阔无私，活泼喜乐，中华民国到底可以从时代的巫魇走了出来。

——胡兰成《今生今世》

在音乐品味上，虽然张爱玲从九岁开始学钢琴，学到十五岁，但她却不喜欢钢琴这种舶来品。她在价值感上认同于中国旧戏，喜爱的是京戏、绍兴戏、蹦蹦戏等中国传统戏曲。^[21]

及知爱玲是九岁起学钢琴学到十五岁，我正待得意，不料她却说不喜钢琴，这一言就使我爽然若失。又我自中学读书以来，即不屑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亦是经爱玲指点，我才晓得它的好，而且我原来是欢喜它的。

——胡兰成《今生今世》

张爱玲在《谈音乐》一文中自称喜欢中国民乐，而不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无论交响乐，还是西洋乐器的小规模合奏），喜欢胡琴，而不喜欢凡哑林(小提琴)。她写道：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 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我认为戏里只能有正旦贴旦之分而不应当有“悲旦”，“风骚泼旦” ，"言论老生” 。(民国初年的文明戏里有专门发表政治性演说的“言论老生”。)

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乐队，以钢琴与凡哑林为主，我也讨厌，零零落落，历碌不安，很难打成一片，结果就像中国人合作的画，画一个美人，由另一个人补上花卉，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往往没有情调可言。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喊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份过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一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呀交,进入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 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画的阴谋我害怕。

——张爱玲《谈音乐》

虽然后来移民美国，但是张爱玲醉心研究的仍是《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中国古典文学。她在美国花了整整十年时间研究《红楼梦》，写成《红楼梦魇》一书，倾注了她的心血。

张爱玲在美期间，写作的主题仍然是自己年少时在中国的经历。

曾有人评价：“张爱玲赴美后没有长进，仍然局限在民国时代老上海的题材中。多希望张爱玲能看一看美国，写一写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博得美国人的青睐！”

不，如果那样，就不是张爱玲了。她身在美国，却保持了自己的个性，最爱的永远是中国文化，她不向主流妥协，不愿被西化，对美国文化并不热衷。

正如前文所说，张爱玲写《北地胭脂》时，第二任丈夫赖雅曾站在美国读者的口味给予过指导，但她轻易不接受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中式审美。她不愿意轻易迎合美国文化^[4]。

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里，收录了一篇张爱玲写的《自白》。张爱玲提到，《雷峰塔》和《易经》被美国人退稿，原因之一是不符合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把旧中国描写得十分太落后，没有显示出“国民党的好，共党的坏”。由此也可以看出，张爱玲写《雷峰塔》和《易经》，并没有去迎合美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7] [8]}。

Q&A

Q：张爱玲有贵族病，无视平民的苦难，平民可能只是她的写作素材罢了。

A：并非如此，张爱玲不仅不大同情平民，连对自己的家人——父母、弟弟、丈夫胡兰成都缺乏同情（详见上文）。

这是她成长中的创伤造成的一种病态心理，并不是贵族病。

Q：回避型不是社会谅解她不良行为的理由，这类不良行为就该抨击，因为“包容”成年社会人在社会上的不良行为会造成社会价值观的混乱，破坏社会环境。至于个人心理创伤，可以私下得到理解、治疗。

A：这个观点没毛病，在社会层面上，对于“反感抗日”确实要批判。

只是，如果想要改变回避型，在对回避本人做心理咨询时，不宜采用批判的态度，这不仅会让回避产生逆反心理，适得其反，还会加剧回避的“他人/群体很可怕”的成见。

要知道，回避型对群体压力厌恶到什么程度？

很多回避型连自己的生日都厌恶，原因就是身边的亲友们期待他们过生日，让他们感到压力太大。

包括对于过各种节日，回避型往往也是厌恶的。

Q：她虽然厌恶被群体压力绑架，但是投靠某群体可以渔利的时候她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日据，咱就说我对欧洲文明不屑一顾，但是对日本文明却情有独钟。日本人撤了？那主人公就看到国父遗训两眼含泪。眼看共产党要进城了？小艾被解放了，新中国就是好啊！人民终于有新生了！转头屁股坐到美国人桌上了。共产党搞得那简直是，人民遭了秧，乡下赤地千里，唯有秧歌仍唱。其实没必要找借口，她就是文化汉奸。对岸也没啥侮辱了她的！自私不是问题，拿原生家庭做文章掩盖自己的首鼠两端就。。。反正我没见过哪个大家是这样卖自己的文章的

A：张爱玲写这几部作品不是为了渔利，而是为了活命。

难道要她像老舍一样在文革中被折磨自杀，才是“好作家”？

张爱玲其实很讨厌自己这几部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她一向讨厌群体压力，这几次也不例外。只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地这样做。

张爱玲一向缺乏安全感，从大陆到达香港后，她仍然非常不安。因为香港离大陆很近， 40年代还曾被日本占领过，当时世界局势风云变幻，香港不一定是一块安全的土地。所以，缺乏安全感的张爱玲才会设法移民美国。

《蝉——夜访张爱玲》写道，张爱玲受访时说《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她非常不满意。（出自维基百科）

离开中国大陆后，张爱玲删改了《十八春》政治色彩浓厚的结局，因为那不是她的本意，令她非常不喜欢。

张爱玲对《小艾》也非常不喜欢：

我非常不喜欢《小艾》。友人说缺少故事性，说得很对。原来的故事是另一婢女（宠妾的）被奸污怀孕，被妾发现后毒打囚禁，生下孩子抚为己出，将她卖到妓院，不知所终。妾失宠后，儿子归五太太带大，但是他憎恨她，因为她对妾不记仇，还对她很好。五太太的婢女小艾比他小七八岁，同是苦闷郁结的青少年，她一度向他挑逗，但是两人也止于绕室追逐。她婚后像美国畅销小说中的新移民一样努力想发财，共党来后怅然笑着说：“现在没指望了。”

——张爱玲，收入一九八七年五月台北皇冠出版社《余韵》

至于关于日本文明的言论，张爱玲的观点恰恰是超政治的。《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然而她又不管日本人作何感想，大谈日本文明的悲哀，谈日本人的“许多感情都是浮面的”。此文在《天地》第18期（1945年3月）发表时，张爱玲谈话中的一段被删去，留下好几行小黑叉。从上下文判断，删去的部分大约是于日本人不利的言谈^[22]。

下面是《双声》的内容摘录：

张：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他们有一种含蓄的空气。
……
张：是的，他们（日本人）有许多感情都是浮面的。对于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没有感情；对于熟悉的东西，每一样他们都有一个规定的感情——“应当怎样想”。

獏：你想我们批评（日本人）得太苛刻么？我们总是贪多贪多，总是不满足。

张：我想并不太苛刻，可是，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
（张爱玲对文化的偏好是：古中国＞日本＞现代中国，而且她评价的是文化，并不是政治。）
……
獏：日本人的个性里有一种完全——简直使人灰心的一种完全。嫁给外国人的日本女人，过了大半辈子的西洋生活，看上去是绝对地被同化了，然而丈夫一死，她带了孩子，还是要回日本，马上又变成最彻底的日本人，鞠躬，微笑，成串地说客气话，爱国爱得很热心，同时又有那种深深浅浅的凄清——

张：嗳，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同家乡真的隔绝了的话，就简直不行。像美国的日侨，生长在美国的，那是非常轻快漂亮，脱尽了日本气的了；他们（美国日侨）之中就很少好的，我不喜欢他们。不像中国人，可以有欧化的中国人，到底也还是中国人，也有好有坏。日本人是不能有一半一半的。

——张爱玲《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