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政府不承认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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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的道歉，原本不是什么问题。这一问题成为问题是在1998年

转自@种梅月下

鸠山下跪的那位。很明显的谎言，鸠山下跪的地点是韩国，而在作者的暗示中，就成了中国。

亲日亲到一点点事实都不讲，即便撒谎也要维护日本的形像。

现在这个时候，还是在道歉问题上严格一点比较好。

中日之间的道歉，原本不是什么问题。这一问题成为问题是在1998年。

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当时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载明：

回顾本世纪的日韩关系，小渊首相谦卑地看待日本在过去某个时期通过殖民统治给韩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的历史事实，对此表示深切的反省和衷心的歉意。

按照中日之间的约定，两国在不久之后的江泽民访问日本时，也会得到一个类似的道歉。

爱尔兰时报在10月10日的报道中，说道：

Afte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offering proper, written, apologies to its neighbours for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注意到外务省发言人冈田正树（Masaki Okada）的表态：“中国将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与韩国相同的道歉。”

在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访日，当天的纽约时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道歉后，日本和中国应该成为合作伙伴》的文章，对日本的态度表示乐观。

然而，日本态度忽变，唐家璇紧急赴日，磋商无果。11月26日，双方达成联合声明，然而，江泽民主席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并在第二天在日本发表一系列措辞严厉的讲话。



这其实就是道歉问题的由来，1998年的时候，中日韩都有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思索。然而，日本在向韩国做出道歉的时候，最后关头背弃诺言，拒绝向中国做出类似的道歉。

这一问题，立刻引发一场舆论风潮。

讨论这一问题的是在美国。纽约时报惊讶地发现，田中角荣在访华的时候没有道歉，日本天皇在访华的时候仅仅表示了对战争的悲伤。对日本的态度，T·韦伯在2018年发表《道歉失败：日本在应对帝国主义历史时对中国和韩国的策略》，它总结了在1990 年代初“慰安妇”问题的揭露如何引发了日本首相对韩国频繁、直接和公开道歉的过程。相比之下，尽管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类似罪行都是日本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但日本政府一直不愿意向中国人表达更多的“遗憾”。

当年12月1日，张纯如和日本大使在PBS的《麦克尼尔-莱勒新闻一小时》节目中与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对话！

齐藤邦彦一再狡辩，书面和口头道歉是一样的。

而张纯如则和许多正常的人类一样表示不解：如果像齐藤邦彦所坚持的那样，书面道歉与口头道歉是一样的，她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不给中国一个书面的道歉。

最后，她质问日本大使：“我想要知道，大使本人今天能不能在全国电视直播中说一句，个人对南京大屠杀及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深表歉意，日本人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齐藤邦彦说：“对于南京事件，我们的确意识到，在那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日本军队的一些成员实施了暴力行为……”

法恩斯沃思问张纯如：“你听到道歉了吗?”

张纯如反问：“我不知道。你听到道歉了吗?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个词。”

那么，你们听到了吗？

这无疑是世界上最为诡异的事情，在日语中，有17种表示道歉的方式，但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日本人都在对中国的使用上极其吝啬。尽管“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邓公语）

不仅仅如此，在1998年之后，日本开始散播中国进行“道歉外交”的谎言：

（1）指控中国利用道歉问题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2）指控中国利用日本的历史问题向日本勒索经济利益；

（3）散播日本在历史上多次“道歉”，来掩盖其于1998年的背信弃义；

（4）指控中国政府多次逼迫日本道歉。

于是有了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期间，日本主持人东京广播公司（TBS）主持人筑紫哲也的古怪问题：

主持人：有一位51岁的广岛观众提出的问题是，他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残酷行为深感内疚。但是，中国总是要求日本道歉，这种道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朱总理：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1998年还非常清晰的道歉风波，在2000年的日本叙事中，就变成了中国总是要求日本道歉。到现在知乎的一系列问题下，这种扭曲更加泛滥。

这种出自日本帝国时代的“倒打一耙”的宣传方式，可以说是日本最为擅长的。

如果再仔细一点看待中日外交的话，你会发现，外交部提出要求日本“反省”，仅仅出现在日本的某种行为之后。

2024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

2024年4月，日本自卫队一部队在其社交媒体发帖时使用了“大东亚战争”表述。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

2024年3月，日本防务部门多名现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

你往前追溯几十年，瞧瞧是不是这么回事。

中日关系之间的问题，其实非常清晰，每次刚刚平静一点的时候，总是日本一方出现问题，钓鱼岛、台湾、教科书、日本政要否定历史的言论、靖国神社……只有极少数的情况，责任仿佛在中国一方，我说仿佛，是因为不能说是中国蓄意制造的，比如毒饺子风波。

可是，在这个问题下，我看到的回答，仿佛只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人家”日本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外交部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会要求日本道歉，这恰恰验证了朱总理所说的，“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若是忽略这种要求的前因，且将这些言论说成是不断要求日本道歉，无疑是一种谎言。

这其实还没完。

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配合日本的外交攻势，

2002年初，《南方周末》发表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乐雄教授论文《日本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吗？》主张，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

2002年12月，《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同样主张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

2003年4月，《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学者时殷弘的题为《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提出搁置历史问题、扩大日本对华投资、不公开担忧日本的“军事化大国”问题、强化日中两国在东亚的政经合作、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6点主张主张。对日本全面让步，包括道歉问题，甚至这种让步，远远超出日本政府本身的期待。他称呼这一点为“革命外交”。

2003年8月，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在《战略与管理》，连续发表《论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和《三论对日关系新思维》三篇文章，支持对日新思维。

可以说，2003年的这些对日新思维，几乎囊括了这个问题下面的很多话术，（1）中日之间是中国不依不饶，是中国的；（2）日本多次道歉，道歉问题已经解决等等。

马立诚的最为荒谬，他的论调不过是，“东京银座和新宿灯火如海，应有尽有，比纽约曼哈顿还要繁华，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便感叹道：“他们怎能期盼战火”；看到“农民开着丰田小轿车……日子过得比东京市民还舒服”，又感叹道：他们“有什么理由到战场送死”等等。

这种富国不可能发动战争的论调，能出于一个学者之口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然而，日本如获至宝。日本媒体更加将之炒作为中国高层对日本态度松动的信号。而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故作深沉，俨然扮演了“泄露天机”的角色。只有冯昭奎说：“中国的媒体上出现所谓‘对日新思维’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转折。”“作为严肃认真的学者……既不应该、也无权将自己装扮成‘政府内部意向’的透露者和‘代言人’。”

这立即加剧了日本右翼化的步伐。

2003年1月1日，《读卖新闻》披露了日本政府向某位声称“拥有所有权”的国民长期“租借”钓鱼岛及其附近的南小岛和北小岛的“猛料”；

1月14日，小泉第3次参拜靖国神社；

4月，时文发表，日本外务省马上出面力邀作者时殷弘访日演讲，同时放出信号，要通过“有事法制”。

6月，40年悬而未决的“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果然在国会以高票通过；

12月，时殷弘和冯昭奎应邀做了演讲，具体阐述中国的“对日关系新思维”。

12月，日本政府派前首相森喜朗“私访”台湾，并正式做出了派兵伊拉克的决定；

2004年1月1日，小泉第4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并声称此举会得到中方的“理解”

……

这就是向日本表达善意的恶果，哪怕这种善意，是一部分学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表达的，日本都能顺竿子爬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其实还没完。

在2007年之后，中国政府对日本能够有个书面道歉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甚至一度打算终结这种纠结。

2007年，温家宝访日。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他称：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

尽管他同时谨慎地表示，“衷心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算得上是留有余地，可是，一旦日本能够有实际行动，可以说道歉问题就已经算得上是终结。

2008年，胡锦涛访问日本的时候，两国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一文件并未出现关于日方对过去的战争和侵略 “反省”、“责任”和“谢罪”等表述。

然而，仅仅2年时间，就出现了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4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闹剧、2012年9月野田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等事件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

这又一次证明，在日本的历史问题上给日本一点点脸皮，日本马上就会不顾脸皮。

所以，这一问题本身就是违背常理的：

尽管日本的道歉存在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让日本人道歉”。不仅仅“让日本人道歉”会失去道歉本身的意义，而且，正如朱总理所说的，“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相较而言，“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才更加富有意义。

澳大利亚学者詹妮弗·林德在2008年的文章《Memory, Ap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说道：

日本和德国的案例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毫无歉意的纪念（否认、美化或为过去的暴力辩护）加剧